高泰达是首批设立的国家级经开区，产业结构偏重，减碳压力大，但泰达又是唯一获得全部国家绿色品牌的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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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经》研究员 郑慧

编辑 | 马克

在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工业一度是支撑国家经济腾飞的核心引擎。2020年中国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工业系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减碳压力。

赛迪研究院报告显示，中国工业领域碳排放占比高达70%。而工业门类众多，企业分布广泛而分散，减碳并非易事。在此情况下，以企业集聚和基础设施共享为特征的工业园区，有望成为组织工业领域减碳的重要抓手。

改革开放以来，从沿海到内地，中国工业园区的数量、类型不断增加，至今已有15000多家，对全国的经济贡献超过30%。清华大学郭扬等人在研究中估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约为28.2亿吨，占当年全国能源相关排放量的31%。

工业园区是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最重要、广泛的载体。而上万家工业园区中，科学管理、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高的各类国家级园区仅数百家，这些园区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实践具有标杆示范作用。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下称“天津经开区”或“泰达”）是1984年成立的全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是唯一一家获得全部国家绿色品牌的工业园区。

2000年以来，泰达先后成为“IS014000国家示范区”“中欧环境合作首批生态工业试点园区”、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首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首批“国家低碳工业试点园区”“气候友好型环境管理试点园区”和首批“绿色园区”。

2023年6月底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泰达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论坛“产业集群向净零转型”倡议，成为中国加入该倡议的首个国家级开发区、首个综合型产业园区。

迈向碳达峰碳中和新征程上，泰达正在探索一条符合自身产业基础的低碳转型升级之路。

最早、最讲规划的低碳工业园区

从天津市区向东行驶约40公里，就到达了地处渤海湾西侧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曾是一片茫茫盐碱荒滩，如今已蜕变成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

“开放倒逼改革”，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区承载着国际交流、引进外资等重要职能。多位经开区领导表示，正是在与外资企业、国际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泰达从被动到主动，走上了一条绿色创新的发展之路。

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次年，泰达发布《创建“中日（国际）合作低碳发展示范区”工作方案》，正式提出“引入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提升改造现有产业，形成国际低碳技术应用示范区”的发展思路。随后不久，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成立，这是全国首个专业促进区域低碳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十余年来，低碳中心通过持续开展国际合作项目，收集国内外1000 余项低碳技术，促成近300个企业对接意向。目前，低碳中心已从服务于区域企业的小平台，成长为“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常设秘书处，为国内更多工业园区提供低碳技术支撑。

2014年，泰达成为首批国家低碳工业试点园区之一，率先提出工业园区低碳发展路线图，重点从产业、能源、管理、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实施低碳化建设，推动园区企业开展碳排查、监测公共建筑能耗、建立园区产业共生系统。

2020年，中国政府承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泰达的低碳之路也由此进入新阶段。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曹红钢指出，低碳并不是简单的碳排放绝对量减少，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之后的结果，既要立足自身条件统筹谋划，也要与节能降耗、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等相关工作紧密衔接。

2020年以来，泰达逐渐确立“1+N+X”的减碳思路。“1”是指一份指导性方案，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碳达峰实施方案》；“N”是指若干重点领域的协同减碳行动，目前主要包括制造业低碳发展、能源低碳转型、城市更新碳达峰、绿色低碳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助力碳达峰、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七大领域；“X”则是指打造若干重点项目，支撑实现减碳目标。

为了保障减碳工作的顺利进行，2022年1月，泰达正式成立“双碳”工作领导小组，将办公室设于发改局双碳办，下设能源、产业、建筑与交通、南港化工新材料四个专项工作小组。

曹红钢认为，绿色低碳要立足自身基础条件和发展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使绿色低碳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泰达的主导产业中包含能耗较高的石化化工，在编制“双碳”规划时，并没有一刀切地设立目标，而是针对不同区域差异化管理。

产业低碳化，低碳产业化

产业是工业园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作为北方头部工业园区，泰达的产业结构偏重。

汽车及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化工新材料、医药健康是泰达的四大主导产业。其中，南港工业区所承载的化工行业，是即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八大高耗能行业之一，泰达面临不小的减碳压力。

但另一方面，根据天津市相关规划，南港工业区未来将成为天津市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唯一承载地。打造绿色石化产业链，成为泰达的发展机遇。

南港工业区规建办能源管理科科长张浩然告诉《财经》，在工业领域，由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占比大约在80%左右，化工园区低碳化发展，一方面要督促企业主动降耗，另一方面要做好园区能源供给低碳化转型。

为此，南港工业区研究制定了《能源低碳综合利用方案》，结合园区的能源禀赋和产业特点，从发展绿色能源、打造节能降耗的循环经济两大方向，推动南港的低碳发展。

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企业绿电需求高，而辖区内目前的可再生能源规模远达不到要求。南港正加快推进1.5GW海上光伏、200MW海上风电的建设。如果项目推进顺利，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年发电量18亿度，年减排二氧化碳144万吨。

循环经济方面，“中圣冷能综合利用项目”“每日15万吨海水淡化项目”是南港重点打造的绿色产业标杆。

南港拥有目前北方最大的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来自中石化和北京燃气的LNG需要先在此处完成汽化，再通过管道输送至千家万户。LNG在汽化过程中吸热制冷，如果通过海水换热，冷能会排入大海，白白浪费资源。结合LNG接收站和乙烯装置的换热特点，南港策划了中石化LNG与120万吨乙烯项目冷热互供项目。同时，结合冷能空分、冷能发电、冷能海水淡化等项目，园区可以实现冷能梯级利用。该项目一期预计将于2024年底投入使用。

海水淡化项目建成后，每年将替代地表水约5000万吨。产生的浓盐水将资源化利用，在盐田利用绿电进行提溴和制盐，产生的化工原料再返回园区供给下游化工装置，形成“海水淡化-提溴-制盐-氯碱-化工新材料”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总量大、链条长、种类多、覆盖面广，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绿色低碳发展、民生福祉改善密切相关。以前人们对石化产业的固有印象就是粗放、高污染，而如今的石化行业正朝着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这恰恰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南港产促办副主任降春生说。

降春生介绍，南港以百万吨乙烯、MTO（甲醇制烯烃）等产业龙头项目的基础原料为依托，围绕四大领域、十条细分子链，以产业图谱为指引开展招商工作，吸引了一批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布局落位，同时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方面持续发力，加速构建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

通过上述工作，可以促进园区内企业间产品上下游隔墙互供、产业链共生互补，形成企业间抱团、耦合、循环发展。以河北诚信集团正在建设的甘氨酸项目为例，该项目可以利用南港百万吨乙烯项目生产丙烯腈时的副产品氢氰酸作为原料，实现“隔墙互供”。原料不出区，既降低了成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运输能耗。

秉持“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的发展理念，泰达在不断推动存量产业绿色升级、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的同时，也在持续引育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类的绿色低碳产业。

维斯塔斯、施耐德、SEW、威立雅等世界500强绿色产业企业已在此集聚。未来，泰达将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绿色化工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以及氢能、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推动重大项目加速布局，支撑绿色产业发展壮大。

引导、服务园区企业的绿色转型

打造绿色低碳制造体系，实现产业低碳化，离不开园区内众多企业的具体实践。

一汽-大众华北基地的绿化带上，大片整齐排列的光伏设备已经投入使用。该基地在屋顶、地面、车棚铺设的光伏装机容量合计约13兆瓦，每年可提供1500万度清洁电力，减碳约1.1万吨。

泰达园区内一汽大众的厂区光伏

一汽大众环保与能源规划工程师沈庚雪介绍，电力、热力、天然气等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整座工厂的80%以上，因此使用清洁能源是工厂减碳的重要途径。目前铺设的光伏项目，可提供10%左右的生产用电。

此外，自2018年进入运营阶段以来，基地先后开展了100多个节能减排项目，如冷凝器在线清洗、永磁电机、余热回收等等，已累计减少能耗超4300吨标煤。基地还上线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控设备能效，辅助挖掘节能潜力，用智能化、精细化管理的方式间接减少碳排放。

为了支撑集团2030年生产基地减碳27%的目标，天津分公司制定自身“双碳”行动规划，力争2025年实现减排27%。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层层分拆落实到各个环节及相应的组织，涂装车间的环保创新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

整车生产流程分为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个环节。其中涂装环节能耗占比50%-60%，也是废弃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工作室技术带头人李建表示，将从碳足迹核查、创新节能、原辅材料精细降本、超低危废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碳中和先导车间。

作为一汽-大众在华最年轻的生产基地，天津分公司在规划阶段就遵循高水平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设计要求。2020年，基地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2022年通过“绿色供应链”认证，成为天津市首个“无废企业”试点建设单位。沈庚雪表示，公司正在探索建设“近零碳园区”。

低碳化已经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在泰达，类似的绿色低碳标杆企业纷纷涌现。

位于南港工业园区的金桥高端焊材智能制造工厂，在规划立项时就将绿色低碳作为建厂理念。据总经理助理卢少川介绍，厂区内正铺设约11.2万平方米的光伏设备，同时计划安装两座风力发电设备。这些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约15兆瓦，平均年发电量约2700万度，可供给工厂一半以上的生产用电，每年折合节约3300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7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家企业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均由第三方投资建设，公司提供场地后，可以享受优惠电价。因此对企业而言，这一举措带来的更多是效益，而非成本。

除了使用清洁能源，整座工厂采用多项低碳化生产工艺和节能技术，企业还自主研发了余热回收装置，将低碳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不久前的行业展会上，国外客户听完我们在使用绿电、节能降耗、生产工艺等方面的介绍，对我们信心大增。”卢少川说。据悉，这座工厂的产能将主要满足海外需求。

作为所在区域内第一家主动要求安装风电的企业，金桥获得了政府的诸多支持。“从做方案，到找资源，再到落实过程中的各种协调审批工作，南港工业区、经开区的领导们都积极地帮我们推动，给了很多支持。”卢少川表示。

沈庚雪也提到，对于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技改项目，公司会向经开区政府申请相关专项补贴。她所说的补贴，来源于泰达2020年在原有文件基础上修订发布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绿色发展暂行办法》。

为了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经开区拿出真金白银设立“绿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预算1亿元激励企业节能减碳。涉及资源综合利用、分布式光伏电站、绿色建筑项目、清洁生产改造、加氢站等符合条件的项目均可申请补贴。数据显示，2020年-2022年，企业申报项目共实现节能约1.6万吨标煤。

此外，为了提升先锋企业的荣誉感、获得感，泰达制定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每年评选绿色发展30强企业。2022年评选出的30强企业贡献超过经开区七成税收和一半工业总产值。

经开区发改局副局长林全新告诉《财经》，泰达原先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一些来自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外资企业，尤其重视低碳减排，会主动提出绿色能源等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国内企业的意识也正逐渐提升，出口型企业、跨国公司供应链上的企业尤其关注低碳相关动向。

“在低碳减排领域，我们目前对企业以正面鼓励为主，通过政策激励、资金支持、荣誉表彰等手段，引导企业节能降碳，积极协助企业实现低碳发展目标。”林全新说。

截至目前，泰达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2家、天津市绿色工厂65家，初步实现了区域绿色制造聚集示范效应。

低碳转型亟需金融支持与金融创新

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盟（以下简称“绿盟”）指出，对很多工业园区来说，“双碳”是一项比较新的系统性工作，需要从理念培育、管理模式创新、新技术应用等多方面开展。综合绿盟与众多园区的交流经验来看，目前推进“双碳”工作仍存在四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其一，标准待完善，能源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摸清碳家底是最基本的要求，需要更加明确、统一的核算标准；其二，技术待验证，建设低碳园区离不开技术应用，当前绿色低碳技术也成为研发和投资热点，但其适用性、经济性仍需不断验证，需要谨慎选择；其三，资金待支持，当前地方政府财政较为紧张，而绿色低碳基础设施投入较高，需要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支持；其四，人才待补充，从园区政府到企业，碳领域专业人才普遍缺失，急需系统化、专业化的碳管理人才梯队建设。

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初步摸清园区工业碳排放底数，但由于园区不是区域碳排放核算的基本单元，尚缺少部分社会生活统计数据。泰达将于明年上线“碳脑”平台，进一步完善碳排放的信息核算与管理，引导企业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绿盟联合国内多家权威机构，于2023年6月13日发布《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团体标准，指引园区碳排放核算，泰达也参与了此项标准的制定。

2009年成立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全国首家综合性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也是全国首批碳市场试点之一。2013年至2022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配额累计成交量3218万吨，成交额7.92亿元；CCER（中国核证减排量）市场累计成交量6628万吨，成交额9.02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经开区金融局局长赵磊介绍，泰达主要从四个维度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建立更好服务实体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创新活跃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丰富多元的绿色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功能完善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有助于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绿色融资渠道，为低碳发展注入活水。以绿色保理为例，经开区的诚通保理将零散新能源资产打包，经过绿色认证后，发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其优先级票面利率仅3.5%，但获得了近2倍的认购。

赵磊表示，当前绿色金融还存在规模相对小、产品覆盖面有限、缺乏对“绿色”认证的统一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高等问题，仍需在供给侧加力，从更高层面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责编| 田洁

题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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